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规范适用上要解决的问题是：在适用法律的同时，是否还需要适用宪法？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分析宪法规范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事实要件和法律后果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修订后的《婚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第3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1]见蔡双喜：《同命不同价叩问法律公平》，载《中国妇女报》，2007年2月14日。这表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隐私权已成为与名誉权等人格权并列的权利。13．受对方的虐待、遗弃，或者受对方亲属虐待，或虐待对方亲属，经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谅解的。[6]参见黄松有：《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五）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后者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此外，公法学者中的诚信论说主客观诚信不均衡，关于客观诚信的多，关于主观诚信的少，这跟民法中的关于两种诚信的论说基本均衡的态势形成对照。

前者的出版时间也可见证作为整体的公法[1]中的诚信原则在西方得到承认的时间，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其时，公私法之间的鸿沟开始被用诚信原则的桥梁连结起来。1998年，Bernhard Pfis-te汉出版了《论关于民事诉讼诚信的新判例》的实务专著。就国外而言，德国学者Konrad Schneider早在1903年就出版了《民事诉讼中的诚信与关于诉讼指挥的争论—对诉讼指挥问题的回答》的小册子。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之诚信公平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

那么，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与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有何不同呢？论者认为有以下不同：(1)道德基础不同。这是一个私法原则渗透于公法的现象，富有意味，值得研究。

为此，要求国家权力遵守法的安定性原则，不能朝令夕改，由此保证老百姓的信赖利益。第11条的规定是重申条约必须信守的古老原则。[18]参见同上文，第61页及以次。[35]参见李波、宋志军：《刑事辩护制度诚实信用原则初论》，《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其次，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于其各当事国有约束力，必须由各该国诚信履行。其次要求立法机关不得朝令夕改，损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日本1998年的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传统的诚信关系。

当事人应诚信诉讼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古罗马即有对这种要求的反面说明，如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就给滥诉下了定义：一方借助诉讼来折腾对手，并且希望主要利用审判员的错误或不正义而不是依据事实时，构成滥诉，滥诉者承担1/10的罚金。[29]参见前引[12]，赵小芹文，第101页及以次。

而且，行政法像民法一样是以有限的规则应对无限的社会现实，确立诚信原则对于处理法无明文的社会现实极为必要。可以看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民事诉讼法典》关于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定借鉴葡萄牙的类似规定。

诚信原则要求政府机关在限制公民的权利时从必要性出发，因此它与比例原则并非互不相干。第11条规定：各国应按国际法诚信执行它们为解决其争端而缔结的协议的一切规定。在以上7个法律部门中，有些国家的宪法、行政法、税法、民事诉讼法以成文的方式确立了诚信原则，诚信原则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存在还只体现为学说或判例。二、诚信原则向宪法的扩张 20世纪30年代开始，诚信原则开始向公法扩张，对此有如下判决、立法和学说可证。[39]而且，诚信原则在其他公法部分多体现为学说上的存在，但这一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体现为制定法的条文。最后，它是一个国家活动的原则，它要求以国家机关的决定保护人们既得的权利。

[16]参见同上文，第21页。(3)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建立在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上。

在国际法领域，已有一些基本的立法文件以成文的方式确立了诚信原则，可以说，诚信原则在公法诸部门中的成文法化的比例是很高的。例如，被假释的犯罪人就应遵循诚信的要求，遵守自己不再危害社会的承诺。

[43]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就前者而言，其诚信应首先体现为遵守租税法定主义，不乱开新税种，不乱增税率。

[58]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及以次。以下分述诚信原则向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的张。[15]基于这一原则，应构筑诚信政府，官民互信。[44]蔡咏曦：《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8页。

[29]这些论述，不论是涉及政府机关的还是涉及犯罪人的，都只涉及客观诚信。[4]参见前引[2]，闫尔宝文，第40页。

摘要: 从20世纪初开始，诚信原则逐步被吸收为公法的基本原则，具体的公法部门有宪法、行政法、刑法、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等。法国进行了一些程序上的抗争后终于表示不再进行大气核试验。

[26]在学说解释上，部分学者将这种犯罪的客体解释为违背信任，也就是违背行为人与本人间的信任关系造成财产上的损害。[58]但西塞罗把这种诚信的对象限于国家，如果针对海盗，即使曾允诺付钱赎命但未守信，不构成诈欺。

换言之，在诚信原则被确立于公法前的时代，法律是不明确要求统治者诚信的，因为立法者肯认统治关系的不平等，现在的情况逐渐改变，诚信由此从一个单向的要求变成双向的要求。[30]Vease Carlos J.Lascano,Buena Fe,Dolo y Comprension de la Criminalidad en el Derecho Penal Argentino, En Marcos M. Cordoba(Director),Tratado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Tomo I, Buenos Aires, La Ley, 2004, pag.1040. [31]参见严沛坚：《透视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税法的争议—兼论其与税收法定主义的衡平》，《商场现代化》2008年10月上旬刊。[52]由此看来，联合国的各个机构也必须言而有信。[13]Vease Jose Antonio Ramirez Arrayas,Interpretacion Constitucional y Principio de Ia Buena Fe, En Marcos M. Cordoba (Director),Tratado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Tomo II, Buenos Aires, La Ley, 2004,pag.49ss. [14]Wase German J.Bidart Campos, Una Mirada Constitucional al Principio de la Buena Fe, En Marcos M. Cordoba (Director),Trata do de la Buena Fe en el Derecho,Tomo 1, Buenos Aires, La Ley, 2004,pag.44ss. [15]参见前引[2]，闫尔宝文，第20页。

1945年12月16日的州税法亦设有同一旨趣的规定。由此，诚信原则的适用会让被管理者重新信任行政，这一原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可以对抗行政当局的不诚实行为的工具，而且是要运用这个原则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解决。

[12]不难看出，宪法诚信原则以政府与人民权利义务的相互性为基础，是公民时代的产物，只有在这样的时代，人民才不仅仅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政府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那是臣民时代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此等成文法化会推广到更多的公法部门。

就国内而言，我们已有两篇研究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的博士论文。[7]此条不仅把个人，而且把政府部门当做诚信主体，而且推定个人在政府面前的一切活动皆为诚信，试图调和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